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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的侠及“侠文化”

侠这个概念来自于先秦的墨家。墨家主张兼爱与非攻，与儒家的以血亲为伦理基础的思想相对立。在《墨子》一书中，更是记载了墨子救宋抑楚，与公输盘（鲁班）和楚王的斗智斗力的故事。充分表达了墨家的非攻思想。所以在战争频繁的战国，墨家比儒家更早地成为显学，“天下不归于杨，便归于墨”。后世的大家便大多将侠文化的源头归于墨家思想，鲁迅先生就在《流氓的变迁》中说道“墨子之徒为侠”，陈柱的《诸子概论》也“墨家即以振世救弊为主，故一变而为侠”，而前辈史学大家如钱穆，吕思勉也颇为认同这个观点。而八九十年代，武侠小说大兴，特别是金庸先生提出的“侠之大者，为国为民”更是将侠文化推向顶峰。可小说毕竟是小说，与历史的真实相差甚远，可是，武侠故事毕竞引起了我们的好奇之心，那么，历史上真正的侠又是怎样的呢。

金庸先生

战国末期，天下渐趋一统。墨家思想在为了维护治下的人士眼中就不那么可爱了。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在其名作《五蠧》中就论断说“儒以文乱法，侠以武犯禁，而人主兼礼之，此所以乱也”。将侠并入国家不事生产，反搞破坏的五大蛀虫。这种思想深深地影响了后世。与“焚书坑儒”的秦皇并立的汉武帝，也干了一件大事，那就是诛灭游侠，当时名动天下的侠士郭解，因弟子杀人，却被满门抄斩。只因当时的朱家，剧孟，郭解等守信义，重承诺，本身又有巨大的财富，加之武力犯禁，不但严重动摇了帝国对民间的控制，也在朝中影响着士大夫，公卿。剧孟，周亚夫得到他的支持，“若得一敌国”；郭解，公卿郡县“争为用”。甚至郭解被朝廷通辑，有人宁可自尽，也不愿与官府合作。连卫青也公然为他求情，但民间越支持，武帝忌惮之心越大，惊曰“布衣权至使将军为之言”，所以郭解非死不可。即使史学家班固批评游侠“窃杀生之权，罪不容诛”，但也充满同情，温良泛爱，振穷周急，谦退不伐，亦皆有绝异之姿”、“虽古烈士，何以加哉！”太史公司马迁更是不但为他们作传，更是议论道“今游侠，其行虽不轨于正义，然其言必信，其行必果，已诺必诚，不爱其躯，赴士之厄困，既已存亡死生矣，而不矜其能，羞伐其德，盖亦有足多者焉。且缓急，人之所时有也。”公然为游侠鸣不平。但同情归同情，毕竞难以对抗国家机器，自汉武后，游侠基本绝矣。

李白

即使到了唐朝，因之前大量少数民族入驻中原，与汉族混居，血脉中带有胡风的彪悍基因，游侠之风一度有所抬头，出现了一批描写豪侠的侠义行为作品，以唐《传奇》为最，而杜光庭的《虬髯客传》更是单篇中的娇子。就连大诗人李白也深受影响，年青时“仗剑去国，辞亲远游”，并写下了著名的《侠客行》，以托倾慕之情。与李白并列的杜甫也写出名篇《观公孙大娘舞剑器行》，可见当时的风气。但个人武力再高，脱离了政权，财力的支持，在帝国的体系中也难掀起浪花，最后只能成为传奇。倒是为后来的宋元话本，明清小说提供了不少的思路和素材。为武侠小说的兴起，继承了《史记.游侠列传》的火种，埋下了《水浒传》的伏笔。只是要注意的是，随着宋以后孟子地位的提高，成为亚圣后，武侠小说形成了墨子的侠和孟子的义双峰并立的主题，构筑完成了武侠小说的精神世界。梁羽生先生就曾说道，“宁可无武，不可无侠”，可見武只是手段，侠义精神方是目的。寄托了国人对公平正义和扶危救贫的向往和追求。如《三侠五义》，《施公案》等。后来随着清末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，唤起了国人心中的呼唤英雄，追求侠义的愿景，武侠小说迎来革命，以平江不肖生，还珠楼主为首的大批武侠小说家应运而生，深深影响了金庸，古龙等现代名家。到金庸先生的“侠之大者，为国为民”的提出，武侠小说又上升到报效国家，民族的高度，以致大兴。

杜甫

思考武侠小说在本世纪初后的逐渐没落，一是金，梁，古，黄这批大家的辞世和老去，二则也是因为随着社会治理结构的不断深化及完善，以“依法治国”“审判为中心”的制度确立，人们呼唤侠的愿景己经逐渐减弱。毕竟侠的缘由，一是诞生于乱世，二则虽天下一统后，帝国治理结构的稚嫩，三则是民族正走向复兴。所以从上述来说，武侠的衰落也是一种必然。正如笔者珍藏的那套《金庸全集》，己经许久没有翻过。从国家层面来说，游侠是法律秩序的破坏者，但从私人层面来说，必须承认游侠精神。就象号称民主代言人的美国，宪政立国二百多年，但其输出的好莱坞文化，多是个人英雄主义，仍然崇拜超级英雄。可見侠义精神在全球不死，只是如何将追求公平正义的理念融入律法，而不让侠义破坏社会秩序，我们还任重道远，不如我们理应坚信，即使有时，公平正义虽会迟到，但终究不会缺习！